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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物价，非常时期的物流困难程度是必然的。所以对于由物流成本带来的物价，只能说特别时期的购买力选择减少以及需求量的同比增长，卖方市场在供应体系上有了绝对的定价权。

所以你不用诧异，引用图中的“二师兄”价格还是属于公道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是茹素人士，绿叶菜的价格也不是那么平易近人的。所以你不用纠结物价是不是增加了生活成本。

近期的“二师兄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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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民国回忆录里提到的物价：

上海物价

1911-1920年间：米价1斤0.034元；猪肉1斤 0.12-0.13元；白糖1斤0.06元；食盐1斤0.01-0.02元；植物油1斤0.07-0.09元。

1920-1926年间：米价1斤0.059元；猪肉1斤0.14-0.15元； 白糖1斤0.07元。

1927-1936年间：米价1斤 0.064元；猪肉1斤0.20-0.23元   白糖1斤0.10元；食盐1斤0.02-0.05元；植物油1斤0.15元。（其中，1927年金价每两37元）

我们知道一个大洋就是一圆，字面上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块钱，但一个大洋的购买力绝不仅是一块钱，要知道民国还以厘、分来计算价格，一圆已经是相当大的面额了。

所以，如果以猪肉购买力来作为这算标准，上海的物价纵向比是呈现一个稳步上扬的态势的。

民国二十年的时候，广州市政府刊登了一份《广州市零售物价表》，上面提到：新兴白牌大米1斤0.11元，牛肉1斤0.6元，瘦猪肉1斤0.9元，菜籽油1斤0.33元，咸鸭蛋1个0.02元。

按照《1918-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》的结果，在北京(北平)的物价普遍比上海低些，20 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，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（伙食、房租、交通费）80元已经很宽裕，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。而教授、讲师们的收入，普遍在200元以上，甚至可达400元。但是，当时北京的猪肉是1斤0.13元。

换言之，当在北京1个银元能买8斤左右的猪肉的时候，上海1个银元能买4-5斤猪肉的时候，广州却物价更显得高些。即便如此，大城市如北上广，民国时期猪肉也不是一般人饭桌的首选。但餐桌上的“二师兄”踪影一旦出现就不一般，甚至变幻出花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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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“腌笃鲜”是上海菜。而安徽人不服哦!传说左宗棠去拜访胡雪岩,而他家别的没有,火腿超多,于是把本家的家乡“腌笃鲜”做了改良。在安徽菜里,做这道菜是用腊肉炖的,胡雪岩把腊肉换成火腿,加入春笋,炖出来招待左宗棠…后来因为左宗棠升官去了上海,也在上海做这道菜,因此成了上海菜。

在民国时期留下的菜谱中，白菜、萝卜、冬瓜、蚌肉等，全都可以作为腌笃鲜的原材料。汪曾祺的《肉食者不鄙》中：“（腌笃鲜）上海菜，鲜肉和咸肉同炖，加扁尖笋”。而蔡澜的《问老僧》写道：“腌笃鲜就是笋尖干，亦叫扁尖，得和春笋一起煲”。

这道家常菜民国上海本地饭店也有卖，陈存仁在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中也提到过“老正兴”饭馆里的售价：“当时物价生煸草头是铜元八枚、腌笃鲜小洋二角半……”所以，进入菜馆的美食，多少也算是在银元时代上档次的菜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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